同时，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传播平台，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为裁量基准文本制定输送经验性、可接受性内容要素，提升基准文本的民主程度。

然而，直到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中国才真正开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道路。传统的国家形态都是一国一制，即在一个国家内部，只实行一种类型的社会制度。

他认为，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反对革命的敌人。一国两制突破了传统一国一制的宪法体制格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他认为原生宪法是指包含了新的、真正原创性的、对政治权力的行使和国家意志的形成具有原生功能的宪法。1954年宪法是对1949年《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宪法还把受教育权和劳动权规定为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并增写了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父母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公民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等。

在权力和权利关系中，西方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强调个体对抗国家，具有明显的防御性质。有一种意见认为，清帝逊位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清帝逊位诏书》与《临时约法》共同构成了一组具有宪法性价值的法律文件，从而奠定了中华民国初元之际的立国之根基。关于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区别，可进一步参见Georg Lohmann, Menschenrechte als subjektive Rechte des ?ffentlichen Rechts, in: Eric Hilgendorf/Benno Zabel (Hrsg.), Die Idee subjektiver Rechte, 2021, S.53. [3]环境宪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我国宪法中存在内涵丰富、数量较多的环保事项规定，且它们彼此关联、构成体系，这区别于部分国家宪法中概括、单一的规定模式。

然而这些都不妨碍在普通环境法律中依法建构各类型的法律环境权。因此作为一种国家与个人间的权限界分规范[11]，基本权利观念和内容在这种新的诠释语境下或许会发生转变，并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新的利维坦的重塑而更新。然而这种活在玻璃穹顶下的生存方式，会导致人异变为技术—工业世界的客体。虽然人权条款所传递出的价值宣示效果无疑很强，但是这种正当性论证功能同样可以出自其他的宪法规范。

在防御权合宪性审查框架中，这就意味着相关立法构成对未来基本权利的某种宽泛意义上的限制，所涉基本权利则是包括《基本法》第2条第1款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在内的各类自由。这些诉愿主要以两类实体性权利作为基础，首当其冲的是防御性权利。

宪法环境权可进一步强化公民个人提起行政或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法规范基础，为司法机关保护环境开辟更多的空间。例如，为了保障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的实现，国家同样要维系一定的生态基础，进而履行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但是在面对极端恶化、难以使人生存的气候环境时，国家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善加强基础设施、迁移人口等各类适应性措施来保护基本权利不受损害。（一）防御权的保护义务作为诉愿基础？ 为履行《巴黎协议》、推进气候保护，德国于2019年12月12日通过了《气候保护法》。失之毫厘或许会差之千里，根本法上的不同基点会深刻影响普通法律的内容导向和工具选择。

[19]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31页。其中前两项属于实体意义上的权利，具体地对国家产生禁止或作为义务，在国家违反相应义务时可自然进入司法救济程序。对此参见BVerfGE 157, S.30, Rn.175, 177, 178, 181. [42]Vgl. Christian Calliess, Klimapolitik und Grundrechtsschutz – Brauchen Wir ein Grundrecht auf Umweltschutz?, ZUR 2021, S.323, 326. [43]BVerfGE 157, S.30, Rn.115. [44]Vgl. BVerfGE 157, S.30, Rn.1. [45]Vgl. BVerfGE 157, S.30, Rn.198. [46]Vgl. BVerfGE 157, S.30, Rn.208. [47]Vgl. BVerfGE 157, S.30, Rn.130. [48]BVerfGE 157, S.30, Rn.187. [49]Vgl. BVerfGE 157, S.30, Rn.183 f. [50]Vgl. BVerfGE 157, S.30, Rn.186. [51]Vgl. BVerfGE 157, S.30, Rn.185. [52]Vgl. BVerfGE 157, S.30, Rn.244 f. [53]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RU）的测算，若控温增幅以1.75℃为目标，则2020年后德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预算为6.7千兆吨。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德国不仅加入了《巴黎协议》，还为切实履行协议制定了《气候保护法》，规定了详细的减排目标与举措。

张翔、段沁：《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目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a条的学理及其启示》，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第6页。[59]但是这样的弊端在于，鉴于德国特有的宪法诉讼制度，如果在环境问题上严守防御权审查机制，那么一些无法被评价为作为过度的国家不作为，可能就无法进入合宪性审查的视野，例如物种多样性保护、优化型环境保护等。

[18]总而言之，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可以对国家课以不同内容的不作为或作为义务，从而在宪法层面形成一种权力调控方案。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不论是作为客观法的国家目标条款还是有可能构建为主观权利的宪法环境权，其仍然是人类社会的宪法规范，在本质上服务于实现人的福祉及利益，都具有天然的人权保障效果。

因此人权条款本身就首先附着有客观价值宣示的性质，哪怕是暂不具备可诉性的环境权，依然可以将权利字眼缀于环境保护之后。然而，前两项功能展开后会发现，由于环境自身的系统性、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性等实存因素，这些实体性权利最终对应的都是国家的某种体系化作为义务。[20] 在这些意义上，设定宪法环境权的实际目的主要是发挥其工具价值，即通过将环境利益充入基本权利目录，将环境保护问题转化为如何实现与保障人权的问题，使环境法制得以在宪法层面直接继受、使用已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基本权利教义学工具，例如基本权利的双重功能、防御权的比例原则审查框架等。这种受益权并不指向消极的防御干涉，而是积极的国家给付，这也是宪法环境权可作为受益权的一种模态。又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按照目前的科学技术不具有可逆性，且气温升高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具有正相关性，因此该排放总量在宪法规范上相当于描述性国家目标的数据具化，对于各类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者本身也具有约束力。该法第1条第3句重申，德国将接受《巴黎协议》所确定的全球控温目标作为本国控温减排的根本依据，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尽可能控制在1.5℃之内。

这些基本权利都是典型的传统自由权，首要发挥着抵御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功能，而这种防御性不仅直接针对国家，还通过国家媒介间接地对第三人产生效力。但对于在国外生活的人而言，碍于国际法规则，德国基本无法通过大规模的适应性措施对他们进行保护，只能主要通过本国的减排措施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履行保护义务。

[16]因此在宪法中写入环境权，或可借助基本权利的诉讼请求功能及人权条款在历史发展中累积起的价值光芒，从而更为有力地开展环境保护。与此同时，在客观事实层面全球温室气体不断大量累增，气候暖化速度加快，气候治理成为国际重大议题。

诚如本文所分析的，当价值宣示已由其他宪法规范完成后，宪法环境权的建构有着很强烈的工具价值指向。[13]这种观念转变引起了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和绿色政治浪潮，促使修宪者必须在宪法层面回应和处理环保问题。

[34]根据这种显著性标准，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保护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是有效充足的。该法第3条第1款、第4条第1款第3句及该法附件二规定，到2030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1990年应减少55%，并按领域确定了年排放量等减排路径。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参见张翔、段沁：《中国部门宪法的展开——以环境宪法和经济宪法为例》，载《人权法学》2022年第3期。[60]如果不将它们纳入司法审查的视野，仅依靠立法公共性下的民主参与和商议推动它们的落实，则其又可能被多数利己主义、选举制度造成的短视和决策频繁变动等因素所阻碍。

此外，在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首次对基本权利成文法化后，各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仍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认为是客观法，其主要功能在于一种自由主义式的旨在建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价值宣示与目标委托。本文力图阐明，宪法环境权的原初使命在于宣示环保在最高法上的重要性并发挥其工具价值（第二部分），然而已经有其他类型的宪法规范完成了重要性宣示任务，不同面向的宪法环境权所能发挥的形成宪法基准或开启宪法诉讼的功能也较为有限，甚至还会产生其他的理论障碍（第三部分），因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气候裁定采取了回避宪法环境权、回到传统防御权框架的裁判策略（第四部分），但这种方式具有偶然性，宪法环境权仍有可讨论的发展空间，不过必须以深入研究国家目标条款规范进路、厘清与用好规范和制度存量为前提。

Vgl. Michael Kloepfer, Aspekte eines Umweltstaates Deutschland – Eine umweltverfassungsrechtliche Zwischenbilanz, in: Klaus-Peter Dolde (Hrsg.), Umweltrecht im Wandel: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aus Anlass des 25-j?hrigen Beste- hens der Gesellschaft für Umweltrecht, 2001, S.747. [14]Vgl. Josef Isensee, Staat und Verfassung, in: Josef Isensee/Paul 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 3. Aufl., 2004, §15 Rn.173. [15]Vgl. Rainer Wahl, Rechtliche Wirkungen und Funktionen der Grundrechte im deutschen Konstitutional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Der Staat 18(1979), S.321, 328 ff. [16]Vgl. 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6. Aufl., 1988, Rn.300 ff. [17]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入宪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4期，第179页。例如环境权作为宪法明言的基本权利，可以构成限制其他基本权利（如营业自由和财产权）的目的和理由，同时可对立法和行政构成禁止不足方面的合宪性审查基准，如明确禁止倒退义务等。

[31]作为防御权的宪法环境权不可能独立形成明确、具体的宪法基准，司法审查的密度必不会如同传统自由权审查框架中那么高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正是主权国家对环境影响要素的管控程度。

二、宣示性与工具性作为宪法环境权的原初使命 实然世界的生态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是许多国家将环境权写入宪法的最基本原因。因此在这两个背景下，回溯到既定宪法并对可能的宪法环境权的功能进行体系化的检视，是十分必要的。抛弃最直接、明确的规范基础不用，反而致力于自然法或国家学等前规范性层面上对环保价值的证成，则显得有些自寻烦恼和买椟还珠，还更容易造成环境法根基不牢、法理不明的境况。如果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都能对《基本法》中的单一国家目标条款进行深入系统的释义，并以此进行说理扎实、论证严谨的宪法裁判，那么笔者相信通过我国宪法解释机关以及学术研究的努力，相关国家目标条款也能在形成宪法基准上不逊于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宪法环境权模式。

[28]虽然环境利益确有相对于生命、健康等法益的独立意义，但之所以无法建构防御性的宪法环境权，关键原因是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法益是无法分割至个人的，因此也就难以相对确切地认定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和相对应的基本权利限制行为。对此，部分宪法学者从国家目标条款的学理出发指出，实际上当前的环境宪法规范同样能满足环境权入宪的功能期待。

因此在一国宪法已然对环保问题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诠释出或通过宪法修改增添环境权，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宪法环境权可发挥的工具价值大小及其与既有宪法规范及释义体系的融贯程度，不应再纠结于其正当性宣示效果。然而最终的宪法修改方案延续了既有的以国家目标条款为主的规定范式，在序言部分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宪法价值内涵，增加了国务院的生态文明建设职权，并未建构主观性的、可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环境权。

宪法环境权的原初使命是进行正当性宣示和发挥其工具价值，从而实现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根本目标。[12]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危及个人权益和共同体存续，因此在国家学意义上维系适宜的自然环境成为国家建构的目的和正当性基础之一，其旨在保障共同体与个人的安全、福祉及自由。